朱熹风水观：对一种文化现象的解构
来源：转载 2010年03月13日 作者：wlhld
摘要：风水又称堪舆，其宗旨即审慎周密地考察自然环境、顺应自然，有节制地利用和改造自然，创造良好的居住环境而达到天人合一的至善境界。它吸收融汇了古代科学、哲学、美学、伦理学、以及宗教、民俗等等方面的众多智慧，集中而典型地代表和反映了中国传统建筑环境科学，文章分析研究了朱熹在这方面的思考及论述。
当今社会，许多人认为风水是一种迷信，对人类无任何实际价值，其实不然，风水是中国古代社会一种特定的文化现象、一种择吉避凶的术教、一种历久不衰的民俗、一种选择建筑基地与建筑形式的知识系统、是包含有道德、心理、生态、美学、建筑、传统哲学等合理内核的庞杂的科学与迷信的混合体。从历史角度来看，风水学说孕育于先秦时期，盛行于宋代，泛滥于明清。朱熹的弟子蔡元定是当时很负盛名的风水大师，朱熹本人对风水问题也有一些独到的心得体会，这也是他自然哲学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
一、朱熹的风水思想体现了传统风水理论的精髓。
有记载的相宅活动可追溯到先秦，《尚书•召诏序》云，“成王在丰，欲宅邑，使召公先相宅，”这是相阳宅。《孝经•丧亲》云，“卜其宅兆而厝之”，这是相阴宅。盘庚、公刘、周公、樗里子等人是当时相地实践中的著名人物，此时一般而言还未有太多禁忌，也没有太多的迷信色彩。
汉代出现了《移徒法》、《图科宅术》、《堪舆金匮》、《宫宅地形》、《葬经》等著作，这是一个充斥禁忌的时代，有时日、方位、太岁、东西益宅、刑徒上坟等各种禁忌，墓上还装饰有避邪用的石人、石兽、镇墓文。《葬经》作者青鸟子，被后代风水师尊为宗祖。
魏晋之时，管辂、郭璞等人将风水理论推向一个高峰并延续了几个朝代。管辂于三国时占墓有验而闻名天下，后世流传的《管氏地理指蒙》即托其名而作。晋代郭璞在《葬书》中为风水下了一个最早的定义，“葬者，乘生气也。五行行乎地中，发而生乎万物。人受体于父母，本骸得气，遗体受荫。《经曰》：气感而应鬼福及人。是以铜山西崩，灵钟东应。木华于春，栗芽于室。盖生者气之聚，凝结者成骨，死而独留，葬者反气纳骨，以荫所生之法也。丘垅之骨，冈阜之支之所随。《经》曰：气乘风是散，界水则止。古人聚之使不散，行之使有止，故谓之风水”。（转引自刘晓明《风水与中国社会》江西高校出版社1994年版第263页附录）在郭璞之前，风水还有其他名称，例一，形法。《汉书•艺文志》有形法类，载录有《宫宅地形》20卷，它不仅指相地相形，还有相人相畜内容，这是与后世风水不同之处。例二，堪舆。堪为天，舆为地。即天体运行与地理方位的关系，谓天道与地道的对应。《史记》、《汉书》均有所记载，当时已有以堪舆为职业之人，以择时为其职责。其外，还有称风水为青囊、青鸟、相宅、卜宅、图宅、地理、阴阳、山水术等。
朱熹典籍中直接论述风水的内容似不多见，但他的许多观点与风水说有密切关系。朱熹对北京风水的评论是其风水观的典型代表。北京位于华北平原与西北蒙古高原、东北松辽平原之间。它的地形象一个半封闭的海湾，西北是燕山山脉，西南是太行山脉，东西是渤海湾，可见，北京的西、北、东三面都是天然屏障，只有南面是华北平原，正所谓扼居庸以制胜，拥燕云以驭夏，内跨中原，外控朔漠。身处南宋朝廷的朱熹对这一优越地理环境赞叹不已，“天地间好个大风水！冀都山脉从云中发来，前面黄河环绕，泰山耸左为龙，华山耸右为虎。嵩山为前案，淮南诸山为第二重案，江南五岭诸山为第三重案。故古今建都之地，皆莫过于冀都”。（清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卷2《形胜》第20页，《四库全书》第868册）朱熹这段论述集中地反映了传统风水学说的基本原则。
其一，“因自然之性”，“务全自然之势”（《管氏地理指蒙》）。朱熹对北京的山形地势自然体系分析，反映了其自然哲学中天人合一、天人相感、适应自然、利用自然的观点。都城被视为皇帝家宅，它无疑应是天下最重要的居所，它不仅是一国的心脏，而且还关系到国运的长短、王朝的兴衰、百姓的祸福，帝都的重要性决定了其选择有着比普通民宅更高的要求。其必须形局开阔辽广，不可逼仄狭小；其必须控扼天下，不可局促于一隅；其必须有众水汇聚，有“龙关”可以依附；其必须上合星恒，方为天下至尊之地；其必须是形局阔大，平夷千里，如此方得“正气”。朱熹的论述正如李约瑟的评论“再没有其他地方的人表现得像中国人那样热心体现他们伟大的设想‘人不能离开自然’的原则，……皇宫、庙宇等重大建筑自然不在话下，城乡中经常地呈现一种‘宇宙图案’的感觉，以及作为方向、节令、风向和星宿的象征主义”。（转引自王其享《风水理论研究》天津大学出版社1992）。
其二，朱熹的论述典型地表征了风水学说中“觅龙”、“观水”等核心原则。
《周易》中有“云从龙”、“潜龙勿用”、“见龙在田”、“飞龙在天”、“亢龙有悔”等神格化的表述。传统风水理论借用龙的名称来代表山脉的走向、起伏、转折与变化，因为龙善变化、能大能小，能屈能伸，能隐能现，能飞能潜，山势如龙一样变化多端，故谓之“觅龙”。所有山脉，均祖于昆仑，到了宋代，形成了三大水系观，《朱子大全•地理》有这样一段话，“天下有三处大水，曰黄河、曰长江、曰鸭绿江。今以舆图考之，长江与南海夹南条干龙尽于东南海，黄河与长江夹中条干龙尽于东海，黄河与鸭绿江夹北条干龙尽于辽海”。每条干龙从起点到入海又按远近大小分远祖、老祖、少祖、这实际上是我国古代自然地理对山势的一种认识和分类。朱熹认为北京龙脉悠远，乃北干之龙正结之地，北京被重重案山围绕，乃藏风聚气之地。这种观点突出地反映了他对龙脉好坏的看法，是他对北京山脉的一种审定，以及对北京山脉的大小兴衰的一种辨别。
二、朱熹的风水思想与其死生观有着密切联系。
在典籍中可查阅到朱熹风水观另一处典型论述是，宋孝宗死后，垂暮之年的朱熹被新君赵扩召请入都，并作为“帝王师”入侍经筵46日，这是朱熹生平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入朝任职，他在朝供职的第一件事，便是在拜命的同一天上了《孝宗山陵议状》，在他之前，朝官们早已在山陵事上展开了攻战，在上状中他力主广求术士，博访名山，为死去宋孝宗另择“最吉之处”，以免使其尸骸长久地浸泡黄泉浊水之中。他认为孝宗山陵是关乎“垂裕后昆，永永无极”的国家大计，提出，“……葬为言藏也，所以藏其祖考之遗体也。以子孙而藏其祖考之遗体，则必致其谨重诚敬之心，以为安固久远之计，使其形体全而神灵得安，则其子孙盛而祭祀不绝，此自然之理也……或择之不精，地之不吉，则必有水泉蝼蚁地风之属以贼其内，使其形神不安，而子孙亦有死亡绝灭之忧，甚可畏也……”（《文集》卷15，第230页），这里表现了一种“葬先荫后论”。《朱子家礼》也说，百姓家死了人，下葬前要选好地形，再择日开茔。史料还记载道，乾道六年（1170），朱熹迁父朱松墓于五夫里白水村鹅子峰，后因“虑其卑湿”，庆元间再迁于上梅里寂历山；乾道间葬其母祝氏于建阳崇泰里后山天湖之阳，筑塞泉精舍，接纳来学士子；淳熙间葬其妻刘清四于建阳唐石里后唐“风飘罗带”的大林谷，此处曾是一片郁郁苍苍的大森林，森林后面迤逦排列着九座湛蓝的山峰，人称“九峰山”，远望九峰山为屏的大林谷，犹如被风吹动的罗带，相传朱熹当年梦中得异人指点，后与弟子蔡元定一同来此寻找自己百年之后的“归藏之所”，兴奋称此地形为“风飘罗带”。由此可见，朱熹很是在乎阴宅的地形地势的选择，他特别强调要寻找“风顺地厚……形势拱揖，环抱无空阙”（《文集》卷63，第1155页）的吉地。
死亡是一种不可抗拒的自然现象，无论古往今来，人们最惊恐的事情莫过于死。人死之后可否复活？死去之人是否会对活着之人产生某种作用？古人们希望死者能安逸，给生者能带来吉祥，这是相地理论或谓阴宅学说产生的客观基础。朱熹对这方面问题的关注，是与其自然哲学生死观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他认为，死是一种自然规律，是生命的归宿，生则更生，死则安死，同时，他认为，“天地间无非气，人之气与天地之气常相接，无间断，人自不见。人心才动，必达于气，便这与屈伸往来相感通”（《语类》卷3），他相信，祖先亡灵可在人间自由往来，人死后可与先人相会叙谈家常，他赞同传统的风水理论，对死后世界不采取怀疑态度，用“气”这个富有中国特色的自然哲学范畴来解释现实世界与死后世界、今人与先人之间的神密的联系。他还向学生们解释了一些书籍中记载的民间流传的异常死亡案例，在朱熹眼中，死后世界只是世俗世界的一种自然的延伸，可见其深得风水学说阴宅理论之精髓。李约瑟在其名著《中国的科学与文明》中写道，“中国人不仅根据天象来占卜，也由相土或风水来卜地。风水所产生的深远影响，已比星占更为近代学者所注意。风水与占卜不同，从罗盘的发明，可以认识风水的重要性。查理（Chatley）为风水下过定义；这是使生者与死者之所处与宇宙气息中的地气取得和合的艺术……存于大地上的阴阳二气，与春天出现于东方的青龙、秋天出现于西方的白虎相一致，二者都以地势来象征，青龙居坟墓或居定之左，白虎居其右，犹如双臂弯抱，藉立得以庇护”。（转引自马铁丁《环境心理学与心理环境学》国防工业出版社1996年版第234页）李约瑟的分析与朱熹的见解是相通的。
三、朱熹风水思想与其自然美学观有着密切联系。
风水学说中阴宅的基本原则是背山傍水，以山为屏蔽，阳宅立于山脚偏上处，宅前有水流，有宽平的场地，视线开阔，最好是有茂密的林木，便利的道路，宅前为南，宅后为北。宅东西有如双手环抱胸口的山，此方为有生气，有旺象的最佳选址。宅与宅之间要整齐、大小、高低、进退适中。宅内布局要方正，大门与内门要稍稍错开，宅舍应与人口成正比例。
朱熹在建造住宅尤其是建造书院时注意了上述原则，他尤其重视地点的选择，其紫阳书院，考亭书院、寒泉精舍、武夷精舍等处，均选择了当地风景最优美、最能体现上述原则之处。例如他在《武夷精舍杂咏诗序》中作了如下的描述，“武夷之溪东流凡九曲，而第五曲为最深，盖其山自北而南者至此而尽耸，全石我一峰，拔地千尺，上小平处微载土，生林木极苍翠可玩，而四隤稍下则反削而入，如方屋帽者，旧记所谓大隐屏也。屏下两麓，坡陀旁引，还复相抱，抱中地平广数亩，抱外溪水随山势从西北来，四曲折始过其南，乃复绕山东北流，亦四曲折而出。溪流两旁丹崖翠壁林立环拥，神剜鬼刻不可名状，舟行上下者方左右瞻顾错愕之不暇，而忽得平冈长阜，苍藤茂木，按衍迤扉，胶葛孟翳，使人心目旷然以舒，窈然以深，若不可极者，即精舍之所在也。直屏下两麓相抱之中，西南向为屋三间者，为‘仁智堂’也。堂左右两室，左曰‘隐求’，以待栖息；右室曰‘止宿’，以延宾友。左麓只外，复前引而右抱，中又自为一坞，因累石以门之，而命曰‘石门之坞’。别为屋中以俟学者之群居，而取《学记》‘相善而观’之义。命之曰‘观善之斋’。石门之西少南，又为屋以居道流，取‘道书’真诰中语，命之日‘寒栖之馆’。直观善前山之颠为亭，回望大隐最正，且尽取杜子美诗语名以‘晚对’。其东出山背临溪水，因故基为亭，取胡公语名以‘铁笛’。说具诗注中寒栖之外乃植援列樊，以断两麓之口，掩以柴扉而以武夷精舍之匾揭焉。经始于淳熙癸卯之春，其夏四月既望，堂成而始来居之。四方之友来者亦甚众。莫不叹其佳胜，而恨他屋之未具，不可以久留也。钓矶、茶灶皆在大隐屏西，矶石上平，在溪北岸，灶在溪中流，巨石屹然，可环坐八九人，四面皆深水，当中科臼，自然如灶，可炊以瀹茗。凡溪水九曲左右皆石壁，无侧足之径，惟南山之南友溪焉，而精舍乃在溪北，以故凡出入乎此者百渔艇不济。总为赋小诗十有二篇，以纪其实。若夫晦明昏旦之异候，风烟草木之殊态，以致于人物之徜徉，猿鸟之吟啸，则有一日之间，恍惚万变而不可穷者，同好之士，其尚有以发于予所欲言而不及者乎哉？”（《文集》卷9）
风水学说发展到宋代，已日益走向成熟，风水的理想模式便也随之定型，宋代的风水分南北两大流派。北派适应北方单调的地形条件，不重地形，而主方位。南派以直观见长，讲究形势兼备，以势为上，即所谓形胜，如同书法讲究气韵，做诗讲究意境，看风水须讲究觅龙寻气。从以上朱熹对或类精舍的表述，其地址环境之选择，建筑布局之搭配、院舍堂舍之命名、生活设施之安排、讲学气氛之营造，充分体现了“与造化俱游”、与林泉共乐的南派风水美学意境。
无庸置疑，朱熹对中国古代书院教育体制发展与盛行做出了非常杰出的贡献，是中国书院史一位里程碑式的人物。然而，朱熹在创建书院方面时人研究不多，这方面是最典型反映其风水思想之处。据《紫阳朱氏建安谱》记载，他在南方创办了27所书院，这些书院是否均由其亲手创建，有待考证。但是江西白鹿洞书院与湖南岳麓书院的修复，寒泉、武夷、竹林精舍的创建，均是有史料为据的。还必须提到的一个事实是，可上溯到春秋时期《考工记》的中国古代建筑技术至少在北宋就已经成熟了，现在可见最早的总结性文献为《营造法式》，此书于北宋绍圣四年（1097年）由李诫奉命编修，元符三年（1100年）成书。该书包括了从行政管理、施工预算到建筑设计，施工规范等与建筑有关的全部内容。作为百科全书式学者的朱熹，在创建书院时应该也受到此书影响。
上述提及的武夷精舍是朱熹1183年创建的，亦称隐屏精舍、武夷书院，后改称为“紫阳书院”，延续元、明、清三朝。此书院在当时及后世产生了很大影响，如朱熹文中自述“四方之友来者亦甚众，莫不叹其佳胜，而恨他屋之未具，不可以久留也”。其时有蔡元定、黄干、詹体仁、刘烩等一批英才聚集此处求学。随后，相继有不少著名学者或在附近择地筑室，例游九言的“水云寮”、蔡沈的“南山书堂”、蔡沆的“咏归堂”、雄禾的“洪源书堂”等；或在此处读书讲学，宋代之后有元代的杜清碧、陈霍童、明代的湛甘泉、邹东廓、唐荆川、罗念庵、黄石斋等人先后在武夷讲学。所以武夷山被后世称之为“道南理窟”。
四、朱熹的风水思想对改善生态环境具有实际意义。
传统的风水学说把气脉、明堂、水口称为三纲，把龙、穴、砂、水、向称为五常。其中，气脉为贫贱富贵之纲，明堂为砂水美恶之纲，水口为生旺死绝之纲。龙要真、穴要的、砂要秀、水要抱、向要吉。这里特别提出了地脉、山水流向自然体系的选择与改造。这种选择与改造，强调了人力的主观能动性。
传统的风水学说把气脉、明堂、水口称为三纲，把龙、穴、砂、水、向称为五常。其中，气脉为贫贱富贵之纲，明堂为砂水美恶之纲，水口为生旺死绝之纲。龙要真、穴要的、砂要秀、水要抱、向要吉。这里特别提出了地脉、山水流向自然体系的选择与改造。这种选择与改造，强调了人力的主观能动性。
朱熹在闽南任地方官时，将其堪舆理论具体地运用于其为官实践，为百姓做了一些有意义的事情。这些地方，至今民间还存有“朱风屈藻”，“理学名宦裔，忠臣孝子家”之类的楹联，可见朱熹“过化”对后世影响之深。
一例，据学者考证，泉州的别称——温陵，唐初（甚至更早）已有之。其得名始于农业生产，与气候、地形有关，“辨地之高下燥湿，以播六谷之官……泉州气候燠多寒少，故古有温陵之称”（吴幼雄《泉州及其别称渊源考》泉州师专学报1984年第1期）。地方历史文献将泉州别称之温陵，却认为与朱熹讲学于“小山丛竹”有联系。据民间口碑相传，朱熹深研堪舆，尝谓“小山”高埠位于泉州城北，乃清源山龙脉入城之冲，故地气独温，由此而称温陵。他认为“小山丛竹”一带是“地气独温”的风水宝地。此说一出，温陵之名传之愈广。
二例，朱熹在泉州一带关涉风水地理之事，数见方志文献，一则，“文公堤距城北里许，有大石倚山麓刻‘应城山’三字，明刘存德题其旁云‘朱子为同安簿，筑堤以补龙脉’”（《同安县成》卷8《名胜•岩潭》）。二则，“同安夹县东西两溪之水会合于铜鱼桥……两溪会合自有铜鱼金车两石，为水口雄镇……石形如鱼色如铜，故名。古谶曰：‘铜鱼水深，朱紫成林’。又曰：‘铜鱼石上排金车，此是公侯宰相家’。……朱子为题字刻石曰‘中流砥柱’………朱奇珍记：‘石以鱼名，何肖形也；鱼以铜名，何肖色也。夫子俯察地理，引城濠之流以注焉。泉流活活，三鱼潜跃，圆珠前吐’”。（《泉州府志》卷8《山川》“铜鱼”三石于2000年5月下旬已被同安县发掘。三则，“五台山，在县北七十里……山势隆起，有高台气象，故名……由五台蜿蜒而来，历仙洞砦耸起一峰，势如禽鸟飞舞，宋赠太常卿陈南寿墓在焉……世传陈知柔与朱文公到此，为其兄南寿指点穴处。文公书此四大字（鹏峰胜地）于石”。（《南安县志》卷1《舆地》）
三例，朱熹在同安任官期间，还在同安与南安交界处留下了“同民安”遗迹，既补“岭缺”又植树，留下了千年佳话。同安和南安两县接壤的小盈岭，是同安通往泉州的古道驿站，此处山脉延绵，上接三魁山，下连鸿渐山，为同安东北的自然屏障。但由于小盈岭地势偏低，成为东北风进入同安的风口。巷东镇一带，自古就有“沙溪七里口，无风沙自走”的民谚，可见风沙为害之烈。朱熹在同安任上曾巡察到此，发现这个给同安百姓造成不安的风口，便在小盈岭建造了一座石坊“以补岭缺”，亲笔题名“同民安”坊，意谓“安斯民于无既”。并在坊后栽种三株榕树，以抵御风沙。清雍正间，石坊塌圮。乾隆间林应龙、黄河清等人倡捐，在原址建造关隘，把朱熹题写的“同民安”石匾嵌于关隘墙壁上。现在，这座石砌关隘以及清代同安知县吴镛所立的《改建同安坊为关记》石碑依然存在。当年所栽古榕，历经千年风雨，至今已是浓须垂地，树冠如盖了。林木在风水中有特殊的地位，中国的村落，大多有风水树，或一棵，或数棵，或聚而成林。正如《周易阴阳宅•树木吉凶》指出的，“山谷风重，亦非得林障，不足以御寒气。故乡野居址，树木兴则宅必发旺，树木败则宅必衰落。苟不栽植树木，如人无衣，鸟无毛，爱能保温暖而久安长处乎”。可见，风水贵乎自然，以天成为上，注意环境保护，但并非一味只求天成，主张对环境顺应自然地加以改造，这是朱熹风水思想与其环境伦理思想的一个联结点。
综上所述，正如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关于风水理论的探索与研究》中指出的“风水又称堪舆，……其宗旨即基本追求……就是审慎周密地考察自然环境、顺应自然，有节制地利用和改造自然，创造良好的居住环境而臻于天时、地利、人和诸吉咸备，达到天人合一的至善境界。正是基于这一基本追求，在风水理论及其实践的长期发展过程中，积累了丰富实际经验，也通过理论思维，并吸收融会了古代科学、哲学、美学、伦理学、以及宗教、民俗等等方面的众多智慧，最终形成内涵丰富、综合性和系统性很强的独特理论体系，集中而典型地代表和反映了中国传统建筑环境科学与艺术的历史真知，非其它学术可以取代。这一理论体系，更以其世俗化，深深植根于古代社会的各个层面，因此实际上能对传统建筑的选址，规划布局和经营建设起到指导作用，以至于上至京都、皇家宫苑、陵寝、下于山村、民舍、坟茔、都曾统一在风水观念下，一气呵出，与传统的营造学、选园学互为表里，相辅为用，对中国传统建筑文化产生了普遍而深刻的影响，形成了迥别于其他各国建筑文化的鲜明特色，取得很高成就”（王其享《风水理论研究》天津大学出版社1992）。朱熹作为当时一个儒释道集大成的人物，对这一问题给予较多的关注是不难理解的。分析研究朱熹在风水（堪舆）方面的有关论述，对于全面理解其自然哲学思想结构应该是有帮助的。徐刚